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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赵素文:追忆徐朔方先生(转载)
messiyun
级别: 高手

楼主  messiyun 发表于: 2019-06-1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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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素文:追忆徐朔方先生(转载)

  追忆徐朔方先生
  赵素文
  对于徐朔方先生,我一直是仰之弥高,钻之弥深,自知学虚识浅,故忝列门墙之下,却兢兢不敢示人,唯恐贻笑大方。哪怕在抬笔此刻,我也不认为自己能有资格为先生的学术和为人阐析些什么。
  最近缠绵于病榻之际,想起先生生前的一句玩笑话:“你先要活得足够长寿,然后自然就能成学术大家。”我不禁黯然酸鼻。遂觉得,如果此次再不将自己印象中先生的言行身教记述下来,也许,那个真率、严谨、锐利而温暖的先生,就真的要渐渐消失在我的记忆深处了。
  1998年夏,我从杭州大学本科毕业,被保送本校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当年学校被浙大合并,我遂成了拿到杭大毕业证书的最后一届学生之一。9月入学,便成了浙大在读研究生,师从先生的大弟子廖可斌教授。
  我出身农门,托父亲好藏书之福,少时有暇读几本文学闲书,然而终不成系统,更无专精。中学之后更只为高考驱驰,原谈不上有多少文化底蕴积累。本科专业为文史哲综合实验班,期间兴趣游移,由近现代史而西方哲学而中国文学,仗着有点小聪明,似乎哪样都感兴趣一点,实则都是蜻蜓点水。进入研究生阶段后,华而不实的缺陷就暴露无疑,自己心里十分惶恐。
  初升研一,廖师还在香港访学。我便跟随先生当年新录取的两位博士生:徐永明、魏青,以及廖师的博士生王于飞、同级楼含松老师的硕士生项裕荣(他后来考入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五人一起,上先生的《史汉研究》课程。其时我颇为先生东阳腔的普通话所苦,课堂上将之脑补成我听得懂的普通话已属费劲,跟上先生跳跃的思维更不容易。又兼我半桶水晃悠急,结合原先看过的几篇历史论文,便总觉得先生授课下结论,颇显率性,未必是确论。在抽读了《徐朔方文集》中的散文、小诗后,遂暗自定义:此老真乃野狐禅。虽无贬义,却实在算不得十分尊崇。这门课竟然就这样模模糊糊混过去了。回忆起来,印像最深刻的,也就是先生课上到一半,带着我们这些学生一起出去爬宝石山,从黄龙洞旁山径逶迤而上,边爬山边随口讲课的往事。直到多年后,再读先生《史汉论稿》,才真正理解到,先生字斟句酌的文字比对和文献考证后面,是不拘一格的独立思考和创新精神。听先生讲授的第二门课,是明清戏曲研究的专题,面向的是元明清专业全体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先生的专题授课,都是密切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展开。比如高明与《琵琶记》,就讲得极细,指名道姓也将不同学者的论证观点进行述评,颇为犀利。讲《玉簪记·琴挑》时,细细考证了一番“长清短清”是何名物。大概因为出身外文系的关系,先生讲戏曲也是中西贯通,信手拈来古希腊戏剧或莎翁戏剧作比较,作家、人物姓名全用英文,让我们这些看惯了翻译本的研究生颇有些懵神。先生会弹钢琴,会唱昆曲。把汤显祖《牡丹亭》一曲《惊梦》在课堂上唱得百转千回。至今我还记得先生分析汤显祖措辞的圆熟:“闲凝眄,兀生生燕语明如剪,听呖呖莺声溜的圆”,这一个“明如剪”“溜的圆”,用得何等巧妙。出于对昆曲的十分爱好,先生不仅在课上教我们唱《牡丹亭》,又特地与浙江昆剧团联系,带了我们一班学生,去浙昆的小剧场,观摩欣赏了好几场汪世瑜、王奉梅等先生演出的《牡丹亭》。先生还让人翻刻了自己珍藏的昆剧《牡丹亭》,将光碟分赠给我等,并出面请浙昆的艺术家教我们唱昆曲。我因此另得机会,与林香娥师姐等跟着浙昆的一位司笛学吹笛子。我对昆曲的偏爱,便始于兹。可惜的是,我既乏艺术天赋,又无毅力坚持,竟是学曲学笛都终无成。只有王于飞师兄,学得一口婉转声腔。如今长笛仍在,光碟依旧,先生却已过世十载,睹物不觉惋伤!
  我与项裕荣同先生的弟子徐、魏两位混熟后,就腆着脸皮擅行给自己升了一辈,不愿称他们为师叔,而直呼师兄师姐。于是我们也从先生的徒孙辈暗冒了徒弟的身份。但先生似乎从来没有谁是谁学生的分别意识,故而也从没有分别出我们是隔代的后学。那时先生常拄一根细细的藤杖来研究生居住的西临楼下,找学生一起散步。我一度担心他老来微胖的体型,用这么细弱一根拐杖如何支撑得了重心,而他竟也领会到我话中的涵义,乐呵呵说,这杖很牢固,是一个老朋友从西双版纳带回的千年老藤,更喜天然生成龙头状,非常称心。
  在认识先生之前,曾读到一些师长的囗述或回忆,说徐先生曾十分不通人情,再好的朋友评职称亦不敢托他说辞;他评论人也从来直截了当,决不虚饰其辞。典型例子是某位与他关系甚好的先生评职称时托他照顾一下,他当面评论说该先生属资质中下之类,以致后来整个系里人皆对他畏而远之。一次学术会议时,又闻一位前辈学者说起先生的不谙人情世故,那次先生异常殷勤地请这位前辈来,声称连旅馆都已安排好了,是很好的地方。结果竟发现是安排在西溪路溪园楼上的招待所,大约十几块钱一夜的样子,因为实在破旧暗仄,且不甚卫生,这位前辈只好委婉拒绝说自己能找地方住,而先生显得非常困惑,问为什么不住这里,他觉得这里已经非常好听时我便笑,但确实是先生的风格。
  先生身上这种峻峭崚嶒的风格,在我初读研究生时就有深刻感受。研一的时候,偶尔陪先生散步,难免要问先生一些语焉不详、泛泛而论的问题,以示自己的潜心向学,却常会遇到剃头担子一头独热的尴尬。对我提出的很多学术观点和问题,先生或者默不吭声,或回答:“我同意。”“我不同意。”“我不知道。”“我没有根据。”“不能说。”这些是他嘴里最常见的答案。这样的答案对我而言最初是颇不能接受的,然而用不了多久,却也开窍了,意识到对于研究者而言,无论什么问题,答案本该是自己去探求的。
  在我印象中,先生处事严苛的轮廓却似乎不久后就缓和下来,变得慈和圆融起来。他后来的学生大约与我也有同感。这表现在他对学生的要求不再那么严厉,偶尔学生开学回来带点土仪给他,他不再拄着拐杖特地来到研究生楼退送回来,或者当面拿钱付还,令不少人面红耳赤、呆立当场了。我于2000年春提前攻博,自知学识根底浅薄,又缺乏生活阅历,于人文研究者而言实在是硬伤,故心中很是忧虑。在廖师的指引下,早早定下博士论文题目《祁彪佳研究》,此后便一心一意围绕论题读书、搜集文献,希望勤能补拙。廖师才华横溢,思辨过人,学识风仪,一直让我崇敬仰望,却也因此让我愈发自觉学养浅薄而心虚敬畏,每次见他总战战兢兢、惶恐不已,唯恐泄露出自己的狭隘无知让导师失望。不过,与徐先生相处久了,我倒渐渐不怕在先生面前露底,这大概也算是隔代亲?
  2002年以后,因为论文方向与先生的研究范围接近,我细细研读了先生的《晚明曲家年谱》,看了颇多明人别集和文献,逐渐有了些底气,有段时间几乎每日傍晚都去陪先生散步,顺便请他答疑。甚至有幸能第一手拿到先生《晚明曲家年谱》中未收的《袁于令年谱》手稿,以备自己研究的参考。先生的《袁于令年谱》在《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发表,但不久后在我们讨论时,他又对自己的论文有所修正,认为袁于令没有活到83岁。他的《袁于令没有活到八十三岁》一文发表在《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或许就是这样无意识的耳濡目染,令我从一个轻浅佻达的文学青年,慢慢学会了严谨的思辨和考证,直到毕业论文成书,又次第发表过一些文献考辩的论文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濡染了先生的重文献、严考证的治学风格。
  那时先生住在杭大新村24幢,住所潮湿暗晦,大约40来个平方,又堆满书籍,连走路都磕磕碰碰,让人觉得压抑。我颇为困惑,因为以先生的地位成就,完全改善当时的居住环境,真不需几十年如一日地在那种简陋狭仄的房间里挤来挤去。另外,他家的饮食也不好,先生似乎并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可以过得更舒泰,却数次同我说起,社会其实很不合理,年轻人要结婚成家养孩子,偏偏工资很低;像他这个年龄的老人,已经不需要钱了,偏生给那么高的工资,实在是无用的。多年后我读夏承焘先生的《天风阁学词日记》,看到书中所载有个清秀腼腆的年轻人,为了结婚,向夏先生借钱。那就是年轻时的徐先生。难道先生是回忆起了自己年轻时的拮据?
  宋师母在世时,我曾承先生几次热情留饭,饭桌上往往也就三四盘家常小菜,不算丰盛。2001年师母去世后,先生日常衣食全由保姆做主,饭桌之上,更只见一两盘大杂烩般的菜,往往还是上餐陈余。我因出身温州,饮食习惯偏于清淡,喜欢简单明洁的菜肴,总觉先生家保姆的厨艺实在糟糕,而我自己又更无厨艺可言,帮不上忙,因此在先生家吃饭,便常有食不甘味、难以下咽之感。可偶逢先生开口留饭,我又觉先生已经很孤单,很怕拂了他的美意。吃饭时小保姆先往先生领口围上餐巾,但先生行动上已迟缓不便,餐桌擦得不干净,衣襟袖口,就难免沾上油污,近看衣服上星星点点汤汁饭印,又想起先生如杜丽娘般“可知我一生儿爱好是天然”的天性,心里总泛起阵阵惨淡凄凉感。一次吃饭,桌上只三个菜,两盘杂烩,一盘三只大闸蟹。先生见我下箸迟疑,很慷慨地推了自己面前的一只大闸蟹给我吃。年少愚钝的我便毫不客气把那大闸蟹吃了。直到后来从师弟陈文辉处得知,那不经意落到我腹中的大闸蟹竟然是章培恒先生特意送给先生改善伙食的,且是先生的最爱。我那时真有羞愧得无地自容之感。又想,原来先生喜欢吃大闸蟹啊,这还不最简单,我们老家许多,下次一并多带些给他吃就是。可惜那时疲于奔命在毕业论文上,加之也并不以此为大事,竟便一直没有回温州,更没有及时兑现诺言。后来总觉惭愧,便请母亲帮忙,烧了几个温州家常菜肴放在饭盒里送给先生,依稀记得一个是红烧黄鱼,一个是香菇炒肉,那餐晚饭先生吃得极为满意,胃口大好,看得我心酸不已。此后先生屡次为送菜的事情向我道谢,可惜母亲不常来杭州,我便不能常送菜肴给他换口味。更想不到的是没过多久,他竟因保姆的疏忽而摔倒,从此一枕陈酣,再没醒来。
  2003年春,我即将面临博士毕业。在就业去向上,先生亦费心为我推荐,当我把自己被温州师范学院录用的消息告诉了先生后,先生很为我高兴。时任温州师范学院校长的马大康教授是先生旧友莫洛(马骅)先生之子,因此渊源,先生便自告奋勇地提笔为我写推荐信,并嘱我务必交给马大康教授。当时先生身体已经不好,握笔不稳,手下文字颇有豕突狼奔、横冲乱撞之感,很难辩认。先生伏案为我写推荐信的一幕深深铭刻于我的记忆中,薄薄一页纸,盛载的却是先生提携后辈的一片赤诚之心。等我博士毕业,去温师院正式报到时,先生已经因摔倒而昏迷不醒。因为交际障碍和性格关系,我终于还是没有遵从先生的好意去拜访马教授。然而,对先生内心的愧疚和怀念,这封信我一直珍藏在身边,直到浙大的几位师长收集先生遗物以备陈列纪念之需时,我才将它呈交给了楼含松老师。回想2003年夏,由于非典阻隔,我与项裕荣两人的博士论文答辩推迟到7月底举行。此前不久,由于杭大新村被规划拆建,先生迁居到学校租来暂时安置教工的中兴公寓。我与项裕荣虽然仍有陪同先生散步的习惯,却因为中兴公寓离西溪校区略远,来去交通不太方便,便频率渐疏。其时,先生小脑萎缩的症状已经加重,容易站立不稳跌倒,行动离不开轮椅辅助。在我毕业论文答辩约一周前的一个傍晚,我们最后一次去中兴公寓,陪同先生散步,他非常期望我与项裕荣能抽空推他到西湖边看看风景。先生的满眼期待让我们不忍拒绝,答应次日仍去陪他散步。因为临近我们博士毕业论文答辩的日子,心中焦虑,我整天都忙于论文的最后修订、整理答辩材料和文件、准备应对答辩委员会专家的提问等事项,那天傍晚时分下起了大雨,遂自我安慰,大约先生也不能出来散步了,我们不去大概也不算失约。然而,先生因为等不到我们,便叫了保姆陪同出门,当时保姆回去欲拿一把伞,把先生独自留在门外,不出几步先生便已重重摔倒在地。从此没有知觉,孤单地躺在萧山的武警医院里,不能行动,不能视听。三年后,先生永远离开人间。至今回首往事,我的内心仍然不免充满悔恨,假使当日我没有食言,准时到场,先生是否能够避免摔倒之劫?是否仍能康健几年?
  我受先生耳提面命教导五年,又深受照顾。交往间除了学问,先生几乎绝口不提自己的过往。加上我也有不善言辞、不通世故的性格缺陷,并没有试图对先生的生平有所了解。倒是我自己,因为博士期间受到了一场感情挫折,很是自卑,又极好面子,不敢向人倾诉。情绪消沉时,曾暗晦地问过先生,是否因为我真的很糟糕差劲、一无所是,所以才没人喜欢。先生七窍玲珑心,马上回答:“你很好啊,我要再年轻三四十岁,也会喜欢你,还怕配不上你。”这善意安慰的话,彻底把我从极度消沉和自我否定的抑郁状态中拯救了出来。然而我对先生生平的点滴了解,竟然都是后来从前辈学人的只言片语中得到的。我到温州师院后,听系里老教师黄世中先生说轶事,提到先生和前一位夫人杨笑梅女士的温州故事,才知道杨师母为肺结核所苦,煎熬多年,精神状况也出现问题,1961年年初,终于不堪苦痛只身弃世。卧病十余年,先生对杨师母不离不弃,便是她去世后多年,先生仍不断旧情,年年往杨家探视岳父母。
  虽然我知道先生并不愿承认自己跟大汉奸胡兰成有什么交情,但让我对先生了解更生动的,竟还是胡兰成《今生今世》一书。1946年,胡兰成化名张嘉仪,流亡温州,在温州中学任教,与年轻的先生成为同事。他当时对先生的印象很好,《雁荡兵气》篇里就屡次提到。在胡兰成笔下,一个心思干净、聪明清新的青年形象浮现出来。他齿白唇红,却又如新荷新叶般不可亵渎。即便串戏唱极为柔艳的昆曲《牡丹亭·游园》“袅晴丝”,仍不减其生疏不惯、不近情理的清高。他单纯地欣赏生命的美好。会为绣球花上滴零零转折滚落的雨珠诧异发笑,看到青青的萝卜菜也会想到下面隐藏着萝卜,总有发现秘密的喜悦,故能写出“把绿色还给草地,嫩黄还给鸡雏”(《文字修行》)这般童真明媚的好语。在时势艰难甚至无力请人吃顿便饭的情况下,他还新做了一套呢子的学生装;而对人们倾力拼比、争夺名利时呈现的狰狞面目却感到惊骇和愤怒。便是日常杂事,他也志气清坚,因此不怯与爱人步入婚姻,却又于夫妻生活多有未惯。他很用功,读莎士比亚,读《浮士德》,读苏东坡诗集与宋六十家词,光阴没有一寸糟蹋,却又一点也不去想到要做大事。他不愤世嫉俗,但选择与他人少作无益的往来。面对这样一个品格清刚的人,胡兰成终不敢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向先生挑明。《雁荡兵气》真实载录了他的这种心理:“向步奎,我亦几次欲说又止。我问他:‘白蛇娘娘就是说出自己的真身,亦有何不好,他却终究不对许仙说出,是怕不谅解?’步奎道:‘当然谅解,但因两人的情好是这样的贵重,连万一亦不可以有。’我遂默然。”他想来也是非常清楚,以先生的性格,必定对他不齿,更勿论以知己相交。胡兰成终于只能把自己美化成化蛟的白衣秀士,从先生的世界消失,以图留下好印象。他在《瀛海三浅》中说:“我又写了一信与徐步奎,想想还是不要说明,惟云:‘我是长江之蛟,当年化为白衣秀士,获接清尘,谢谢。’步奎回信道:“风雨时至,蛟又乘水而去,世人始惊,但单是那白衣秀士,妙解文义,即已可喜。”先生本人,确实很多年都不知道自己曾在一个叫胡兰成的文人心目中,留下了如此美好印象。据徐宏图发表在《温州日报》2014年5月15日的《“我与徐步奎顶要好”——徐朔方与胡兰成的温州之交》一文记载,1992年,先生的台湾友人贡敏来信询问他可认得胡兰成,先生回信说不知道这姓名。后来贡敏寄赠《今生今世》,先生才知道张嘉仪便是胡兰成。贡敏告知胡先生早已病故,先生一时感到怅然,于1995年11月写了《回忆张爱玲的第一个丈夫》一文。文中既同情张爱玲在婚姻中的失意,又评议胡兰成的文学理论纯属国粹主义,更表明自己对胡的政治生涯不可接受。先生说:“我感谢他在《今生今世》中表达的他对我的好意。但是我跟他不仅现在有生死之别,在政治上还怀人忆旧有敌我之分。他在《今生今世》中写道:‘向步奎,我亦几次欲说又止。’步奎是我的真名。现在我记不得这番问答了,那当然是真实的。但是在我的狭窄心胸中,的确不会以汉奸为友,何况他还不是一个普通的小汉奸。”
  《今生今世》中还提到了一则轶事:“有一次我说起李延年的歌:‘北方有佳人,倾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步奎道:‘这是严重的警告。’他说时一点笑容也没有,真的非同儿戏,当下我心里若失,这一回我才晓得待爱玲有错。”其时胡虽已与张爱玲结婚,却多情放荡。这首李延年的歌诗,不过是胡拿来为自己的滥情行为作辩解罢了。先生那个没有笑容、非同儿戏的“严重警告”的反应,我读起来其实一点都不惊讶。就是到了晚年,他也仍是如此。先生一生对待感情,率直而认真的初心从未更改。他唯一一次主动跟我谈到他的家事,只有半句对他公子婚变的不满——“花心”,我却从他的话中意识到:他似乎以为爱情婚姻就该是一生一世、忠诚不移的。后来项裕荣一次偶然的谈话让我确认了这一点,就是宋师母去世后,师兄搀扶先生去医院看病,途中不知由何而起,项说了句玩笑话:“男人该有两个老婆才好!”先生顿时变色,严厉批评了他。
  宋师母生前,我也曾同她有过几次交谈,依稀感觉到因为前一位杨师母的存在,给她与先生之间带来了一些婚姻问题,到老都未曾解决。然而宋师母一过世,先生马上仿佛整个人精神世界都坍塌下来,不久便全非旧貌。也许真的是刚则易折,情深不寿。虽然先生卒年八十四,并非不寿。他爱汤显祖和《牡丹亭》的至情,却必定是因为他自己亦是至情至性之人。
  我对先生,除了有对长辈的敬而亲的感情,更是充满了感激,不仅因为他给予了我学业的指导,更因生活中,他用真诚亲切的方式重塑了我的自信。2007年2月27日,我参加先生的追悼会,在墓地看着先生的骨灰下葬,心里无限感伤。下午,我与项裕荣经过昔日先生所住的杭大新村,忍不住进去垂吊。原本生机勃勃的小区已是一片萧瑟狼藉。先生旧宅的门虚掩着,我们推门进去,从地上纵横堆叠的搬家废弃物堆里,找到两根先生用过的拐杖。大约是因搬家之前,先生基本已不能拄着拐杖自由活动,所以才被废弃之故。捡起那根细细的藤杖,笃笃点地的杖声中,与先生散步聊天的往事似乎全部回放出来。而先生的这根藤杖,我至今仍保存在自己书房的柜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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