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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三千八百三十帖 读《琴和箫》
中国读书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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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中国读书达人 发表于: 2019-06-11 2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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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八百三十帖 读《琴和箫》

  读书破万卷(3830)·《琴和箫》
  《琴和箫》,现代小说、散文集。孙犁著。初载1943年4月10日《晋察冀日报》文艺副刊《鼓》上。花山文艺出版社1982年12月出版。作者事迹参见《读书破万卷·<荷花淀>(3813)》。
  《琴和箫》(原名《爹娘留下琴和箫》)最初发表在《晋察冀日报》的文艺副刊《鼓》上。1945 年 8 月孙犁对其进行了两次改写,分别改成了《芦花荡》和《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并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琴和箫》的创作以及之后的改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因为这三个文本都是孙犁对“琴和萧”(即大菱、二菱的故事)这一题材的不同的叙述,从这些文本中我们能看到孙犁抗日小说创作风格形成所走过的印迹。孙犁受“五四”启蒙文学的影响极深,“一生坚持人道主义思想和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其三十来篇抗日小说也都取材于战争中的人事。
  《琴和箫》写的是一个革命的音乐之家—钱智修夫妇和女儿大菱、小菱在抗日中英勇牺牲的故事。重点是写俩女孩子,文字饱含情感,极为精练传神,读来悲壮凄怆,催人泪下,那思想与艺术的魅力强烈地震撼着你的心!而艺术性之高超,显然是一位文学天才。
  孙犁小说《琴和箫》蕴藏了一段沉痛的“肃托”历史,但是这点被作家敏感的文学个性及表达层层遮掩。文章从其不断的历史叙述及其蕴含的矛盾中,发现了这段历史与文学伤感的真正内涵,揭示了作家对主流话语中的某些因素怀着深层戒惧。
  《琴和箫》里,作者更以第一人称的写法,向两个未成年的女孩子进行寓言式的教育了:那时,村庄后面就是一条河。我常带她们到河边去,讲一些事情给她们听。我说人宁可像一棵水里的鸡头米,先刺那无礼的人一手血,不要像荷花那样顺从,并且拿美丽的花朵来诱人采撷。
  孙犁通过自己的作品所讴歌和提倡的这些思想、情操,远远超出了传统的伦理范围,已经是一个支持抗战、保卫祖国尊严的问题了。顺便说一句,1942年五一大“扫荡”时,针对侵略者的兽行,冀中广大妇女曾开展反奸淫运动、一把剪刀运动,产生了许多感人的事迹。总之,“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种神圣的战争。人民作出了重大的牺牲。他们的思想、行动升到无比崇高的境界。生活中极其细致的部分,也充满了可歌可泣的高尚情操。”如上所说,孙犁看到了这一切,看到了人民在进行这场有关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中,他们的思想情操和行动表现得到了锻造和升华。在这场战争中,他(还有他的同时代的伙伴们)一丝一毫也没有脱离人民,而是和人民融成了一体。这样,结果必然是:在人民“升华”的那些地方,他也得到了升华。
  《琴和萧》改写为《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与《芦花荡》,是孙犁对“琴和萧”这一题材的不同叙述。从这一次次的改写中,我们可以看到文本的基调由哀伤而渐变为清新,且随着叙述视角和叙述重点的转变,作者对战争之残酷的立场也由显性而转为隐性。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孙犁抗日小说创作风格的形成所留下的印迹。这种风格的形成既有着四十年代解放区阶级立场言说的特定语境,也有着孙犁自身的原因。
  然而,其作品却极少充满铁与血的残酷,反以美好的女性形象塑造、清新的田园乡土描绘以及诗意的语言而开创了“白洋淀派”。然而,从其早期创作的《琴和萧》中,我们却能强烈地感受到一股生命的逝去以及美好事物被摧毁的哀伤。而在其后改写的两个文本中,我们却看到了一些变化:感情基调上,浓重的伤感已渐被冲淡,到了《芦花荡》则显出了清新谐趣的气息;叙述视角上,“琴和萧”这一故事的叙述也从由“我”叙述变为“我”听老人叙述,到了《芦花荡》则变成了叙述老人与大菱二菱两姐妹的故事,作者对战争之残酷的立场也从显性渐向隐性转变。这种哀伤情感的逐渐压抑、作者立场的逐渐退隐,在四十年代阶级立场言说逐渐成为强势话语的解放区,在孙犁文学风格的形成上都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转变。
  一、创作风格的形成。
  (一)基调从哀伤到清新。在《琴和箫》的前几段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战争的阴影已经投射到人们的心中,朋友的妻子往日“叫微笑笼罩的脸”而今却是“严肃”的。在战争日益迫近的阴影中,哀哀的琴箫合奏声在朋友的家中响起。在这里已经定下了哀伤的基调。如果没有战争,那么这一对琴萧唱和的夫妇的生活该是多么美好。然而,战争却使一切都变成了悲剧。“我”的朋友去参加了游击队而后牺牲,一个年青的生命在美丽的春天逝去。战争以狰狞的面目给这个家庭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父亲牺牲,母亲为了复仇而奔赴前线,遗留下的两个姐妹成了战火中的孤儿。文本的后部分,作者叙述两个小女孩(我们无法知道她们是否就是大菱、二菱姐妹,“我”也没有去深究,更似乎是作者不忍去深究)的牺牲,更是带给我们一种不忍触及的哀伤。
  然而,到了《芦花荡》,这样的哀伤情绪已渐消褪,留给读者的是谐趣欢快的叙述以及清新而充满诗意的月夜下的白洋淀。“假如是月明风清的夜晚,人们的眼再尖利一些,就可以看见有一只小船从苇塘里撑出来,在淀里,像一片苇叶,奔着东南去了。半夜以后,小船又飘回来,船舱里装满了柴米油盐,有时还带来一两个从远方赶来的干部。”在残酷的战争时期,敌人从炮楼的小窗子里日夜监视着这片大苇塘,而“老头子”却每天夜里像一个没事人,“按照早出晚归捕鱼撒网那股悠闲的心情撑着船”来去自如。于是,敌人发了愁:每到傍晚,苇塘里的歌声飘出来,稻米和肥鱼的香味飘出来。这是多么谐趣而欢快的叙述,多么富有诗意的描绘,一洗了《琴和箫》里的哀伤。  
  此外,在《芦花荡》里,作者隐去了这两个姐妹的父母的故事,不再写战争对这对姐妹的伤害,只是大菱在战斗中受了一点伤。甚而,文本的结尾还花了大笔墨写“老头子”在苇塘里设计痛击几个日本兵。在这里,文本的基调已实现了由哀伤到清新的转变。
  (二)立场从显性到隐性。在这前后的改写中,我们还能看到故事叙述视角和叙述重点的转变。在《琴和箫》中, “我”是故事的叙述者,“ 我”作为小说中的人物直接参与到叙事中,直面战争的残酷。在这里,第一人称的叙述更多地流露出了作者的立场。在小说中,“我”在叙述“琴和萧”这一故事时流露出的深深的哀伤,正是体现了作者对残酷的战争毁灭美好的生命的伤感。这是孙犁在文学创作中第一次直面战争的残酷,多少带着儒家悲天悯人的情怀。
  到了《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琴和萧”这一故事的叙述者已变为撑船的“老人”。从由“我”直接叙述到“我”听“老人”叙述,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战争之残酷的立场从显性转为了隐性。但从“老人”的叙述中,我们仍可以感受到作者对战争对年青的生命毁灭的伤感。然而到了《芦花荡》,叙述视角已经从第一人称转变为了第三人称,叙述的重点也由“琴和萧”的故事转变为“老头子”的故事。至此,作者对战争之残酷的立场完全实现了退隐。在这里,战争已不再显现出它本来的残酷面目,哀伤的感情基调也从作者的笔下消退,取而代之的是谐趣欢快的叙述以及清新而充满诗意的田园乡土。作者不再直面战争的残酷,转向了对战争中的人事、风物的诗意的构想。
  二、风格形成背后的原因。
  从《琴和箫》到《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再到《芦花荡》,从哀伤的基调到清新,从直面战争之残酷的立场到对战争中人事、风物的诗意构想,我们看到了孙犁抗日小说创作风格的形成所留下的印迹。然而,我们不禁要深究孙犁小说风格形成背后的原因。
  孙犁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成长在有着儒化教养的小康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乡村小知识分子,行为儒雅,乡土文化观念很重,他母亲温柔善良,且孙犁从小便得到众多女性的呵护宠爱。这些潜在的人格濡染对于他日后独特文学风格的形成有着很深的影响。在其三十来篇的抗日小说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对美好而善良的女性形象的塑造、温情而细致的家庭日常生活场景的刻画以及充满牧歌情调的乡土风物的诗意描绘。这些都使他的小说充满了美好和诗意。然而,他又受“五四”启蒙文学的影响极深,一生坚持这人道主义的思想和为人生的文学主张,鲁迅更是其毕生的文学导师(他在抗战时期曾写下《少年鲁迅读本》)。“五四”文学始终关注中国底层民众的苦难,关注人性,强调人的价值。鲁迅更是直面人生苦难的猛士。因此,他在一九三七年怀笔从戎面对残酷的战争对生命的毁灭,难免直面,难免流露出深深的哀伤。然而,这与他从小所受到的人格濡染难免有着冲突。因此,当他写下《琴和萧》这篇作品时,他觉得过于沉重,不忍去触及战争的残酷。于是他多次地修改,终于由直面而转向对战争中人事、风物的美好构想。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从《琴和萧》到《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再到《芦花荡》的一次次修改,也即独特创作风格的形成有着“五四”启蒙文学传统与自身所受人格濡染这两重因素的复杂影响。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孙犁所处的解放区这一独特的语境。在整个四十年代的解放区阶级立场的言说逐渐形成强势的话语霸权。特别是一九四三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明确了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阶级立场的一旦确立,则战争只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而作家对战争的残酷所流露出的哀伤这种个体的表达也须转向阶级的言说。可以说,孙犁是在这种阶级言说的夹缝中找到了契合自己创作风格的表达。
  评:音乐之家钱智修,琴箫和谐人四口。妻子美丽又贤惠,一双女儿更娇柔。
  可恨日寇侵略者,烧杀奸淫民族仇。英勇牺牲为抗日,悲壮凄怆在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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