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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被扭曲了的司徒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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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下来打牌 发表于: 2019-05-14 1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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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扭曲了的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如果不是因为毛泽东的一篇《别了,司徒雷登》,也许很多人不会知道这么一个名字。凡是被毛“钦点”过的人,似乎不出名都不行——要么成为达官显贵,要么就是臭名昭著。不幸的是,司徒雷登属于后者。
   但真实的司徒雷登,真的就那么让人厌恶么?
  
   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于杭州。其父母都是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派的传教士,老司徒1868年只身一人到杭州传教,直至1913年在杭州病故,生在中国生活了近半个世纪。老司徒夫妇和他们一个夭折的孩子均葬在杭州。司徒雷登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
  
   司徒雷登11岁时被送回美国读书,受其父母影响,上学期间就立志于传教。1904年,28岁的司徒雷登携新婚妻子重回中国传教。1908年,金陵神学院成立,司徒先生被推荐到那里任希腊文教授,并在此生活了11年,自此由传教士转变为教育工作者(辛亥革命期间,他曾被美联社特聘为战地通讯记者,负责报道中国政局。1915年回国时,总统威尔逊在白宫召见他,向他了解中国及中日关系等情况)。
   提到司徒雷登,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人——他的中国助手傅泾波。
   傅泾波,1900年出生于北京,一个满族正红旗贵族之家。傅泾波的祖父因剿灭“拳匪”有功,被清廷册封为镇国公、建威大将军,权位显赫。傅泾波的父亲傅瑞卿,早年为政府做事,因深感清廷腐败,故立志革新,剪去辫子,直接后果就是被父亲逐出家门,遂弃政从商,并改信基督教。傅泾波的儿子傅履仁为美国第一位华裔陆军将军,退役后从商,出任麦道公司驻中国总裁,后接任美国华人精英团体百人会掌门人。
   司徒雷登和傅泾波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18年。那年的秋天,司徒雷登受邀在天津举行的全国基督教青年会联合会上发表演说,傅泾波陪同父亲去天津参加此次会议,两人从此结识。这次偶然的相遇,将两人的后半生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傅泾波由此开始了对司徒雷登长达44年的追随,在他的眼里,司徒雷登仿佛“基督化身”,他对司徒先生的爱甚至超过对自己父亲的爱。司徒雷登生前视傅泾波为“儿子、同伴、秘书和联络官”。
  
   1919年,司徒雷登受聘为燕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傅泾波与司徒雷登再次相遇。傅泾波从北京大学转到燕京大学,开始边读书边为司徒雷登做事。
   司徒雷登对于中国最大的贡献在于教育(但由于毛的文章,似乎让短短两年的外交生涯盖过了自己在华生活的半个多世纪),而其华彩的一章就是担任燕京大学校长的27年,使一所名不见经传、由中学水准合并而来的大学,发展到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齐名的综合性大学。
   燕大组建于1919年,由汇文大学、通州协和大学和华北协和女子大学等3所美国教会学校合并而成,首任校长司徒雷登。燕大的校舍原位于北京崇文门内盔甲厂(男校)和灯市口佟府夹道(即今天的同福夹道)。司徒雷登认为城里的校舍小而陋,考虑到学校今后的发展,他决定择址新建。亲自骑毛驴或自行车(那个时候骑自行车的中国人很少,多为洋人)四处勘察,看中了海淀(当时叫“海甸”)西郊的一块地方。那里本是明代勺园和清代淑春园的旧址,当时归陕西督军陈树藩所有。司徒雷登亲自前往西安游说,陈树藩终于被他的诚意感动,不仅以象征性的4万银元低价出让,还捐给燕大2万银元作奖学金。当时司徒雷登并没有钱,他的钱基本上都是来自“化缘”所得,主要赞助者是美国出版商亨利·卢斯及铝业大王霍尔。美国建筑设计师亨利·墨菲受司徒雷登的聘请,于1921-1926年间为燕大进行了总体规划,建造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优美的一所中西结合、古今融会的校园。司徒雷登还为燕大物色了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顾颉刚等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学术导师。1926年,燕京大学由城区迁入新址,而正值新校园建成搬家的那天,司徒雷登的妻子爱琳去世(她的灵柩被下葬在燕京大学校园旁的燕大公墓里。傅泾波为纪念司徒夫人,给自己的大女儿取名爱琳)。1937年抗战爆发,北大、清华等高校纷纷南迁。燕大仍留在北京,为避免日军骚扰,司徒雷登由原来的教务长(1929以后,由于在中国注册的大学必须有中国人担任校长,司徒为保证老师们可以自由地从事他们的工作,就出任了教务长一职)重新担校长,学校悬挂美国国旗。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当日,司徒雷登即遭日本关押,在牢房里度过了3年又8个月,直至抗战胜利。他的助手傅泾波也被日军软禁在家不许出门,燕大也被迫关闭,1942年在成都复课。1952年,大陆院系调整,教会学校均遭停办,燕京大学被一分为二,工程科系并入清华,文、理科系并入北大。北大由原址即现在北京市中心的沙滩北大红楼一带,迁入现址——燕园——原来的燕大校址。
   曾为燕大学生,后任燕大教师的冰心在《燕大周刊》上撰文这样描述司徒雷登:“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儿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
  
   1946年3月间,司徒雷登由美国返抵上海,去南京拜访蒋介石,不想此行竟改变了司徒雷登后来的人生道路。在蒋氏夫妇的介绍下,他认识了作为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负责调停国共两党纠纷的马歇尔,他对中国的了解之深给马歇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7月,经马歇尔推荐,司徒雷登被美国政府任命为驻华大使,接替1945年11月离职的赫尔利,并参与之后由马歇尔主持的国共和平谈判。作为外交新手,司徒雷登一厢情愿地希望能将战后的中国引向和平建设的方向,然而,他的努力既不可能被国共双方所真正接受,也未得到美国政府的信任。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攻占南京。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大使馆纷纷随国民政府南迁广州,但是一直被视为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美国大使却却选择了留下。此事引起后来迁台的国民政府极度不满,批评司徒雷登有意留在南京是要与中共和谈。
   司徒雷登所以留在南京不走,确实是想等待机会与共产党接触,他还想继续担任驻新中国大使。
   中共方面的对此信号不会没有反应(中共当时还没有确定“一边倒”的外交政策)。5月7日,中共的代表黄华(原名叫王汝梅,1936年燕大毕业,司徒的学生,后曾任外交部长、副总理)即约见了司徒雷登的代表傅泾波。不久,黄华又以“私人身份”到美国大使官邸拜访了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希望能够到北平与中共高层当面会谈。6月28日黄华向他发出邀请:如果先生愿意北上,毛泽东、周恩来将热烈欢迎。当时,傅泾波和其他人曾建议司徒雷登“先斩后奏”,先到北京与中共领导人见面,打破僵局,造成既成事实。但司徒雷登还是决定暂缓北上,大使只是有限外交,他需要走程序,等候国务卿艾奇逊的意见再做决定——他不是政策制定者。于是,局势的发展越来越复杂(当时美国国内对中国的局势也很矛盾)。
   7月2日,艾奇逊来电,要求司徒雷登于7月25日以前返回华盛顿,暂时不要去北平。直到7月20日,司徒雷登还致电国务卿,要求允许他到北平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高层会面。但几天后,他再次接到敦促回国的电报。罗斯福已经在雅尔塔会议上出卖了中国,杜鲁门又出卖了中国,马歇尔、司徒雷登——中国真正的友人,只有黯然而归。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乘专机飞离南京,同行的还有傅泾波。
   8月5日,就在司徒雷登一行抵达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在地珍珠港的当天,美国国务院就中美关系问题发表了一部重点介绍从1944年到1949年期间美国对华关系的报告书,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即毛的文章里所说的“白皮书”)。
   8月14日,毛泽东发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嘲讽司徒雷登是“滚蛋大使”、艾奇逊们干的是“混账工作”。谁在“幻想”?客观地说,双方都曾幻想过。
   四天之后,即8月18日,毛泽东又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将司徒雷登作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而极尽讽刺,“司徒雷登”这个名字,被毛泽东“钦点”之后,在中国成了声名狼藉和失败的代名词。毛的这篇文章令全中国人把他当成“美帝”代言人,而蒋介石也发表公开声明说不欢迎他去台湾。可以想见,司徒雷登离开中国时的痛苦与矛盾。
  
   司徒回到美国后,先被政府下了“禁言令”,后又遭反gong排外的麦卡锡主义者迫害。1950年,傅泾波将司徒雷登接到自己家中同住,直至逝世。傅泾波的孩子、孙子们都叫司徒雷登“爷爷”、“太爷爷”。
   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在华盛顿逝世。生前曾立下遗嘱:一是希望死后能把骨灰安葬在燕京大学妻子的墓地旁;二是希望傅泾波能设法把1946年11月周恩来送他的一只中国明代的花瓶归还中国。
   1988年5月,傅泾波托付三女儿傅海澜专程回国,送回了那只花瓶。5个月后,傅泾波在华盛顿逝世。
   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几经周折被安葬在杭州半山安贤园。
  
   中学的时候,我们除了学过《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还学过闻一多的《最后一次演讲》,但其中,删掉了一个名字:司徒雷登。
   闻一多在“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这句话后面还说道(教科书将此句话后边的三整段删除,以下为第二段):
   “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闻一多年谱长编》,闻黎明、侯菊坤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第1版,第10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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