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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流水的方式(二)
须弥山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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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须弥山主人 发表于: 2019-05-14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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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的方式(二)

  
  
  二十
  
   这次始宁之行使依影弄清了聚源社和永清社这两大祭社的情况,还搜集到迎伍君赛会上除赛鼓外其他赛事的详情,比如舞蹈、竞渡、翻九楼、盘吊、高跷和技击等。浪游回来以后,依影一直在静心整理、甄别资料,她说:“我很想去始宁住上一年半年,我想知道赛会背后的东西,那里住着一些奇异的人。”
   其实她很清楚,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的趣味已走向一种平庸单一的大同,要从现在的生活中追寻数百年前的民俗心理,已经不可能了。所以依影对传说的重视程度超过那些典籍。她对鼓王崔的传说进行分门别类,同时详细地与罗隐、徐文长的传说作比较,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
   罗隐的传说是个体与命运之间的冲突。
   徐文长的传说是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冲突。
   鼓王崔的传说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冲突。
   她解释说,在命运和社会面前,处在贱民等级的鼓王崔根本无能为力,他无法像罗隐和徐文长一样成为高贵而悲壮的失败的英雄,也就是说,他没有资格在命运和社会之前失败,他的对手也不能是强大的无法击败的势力,而只能是和他一样的贱民。在社会意义上,他甚至不能像罗马的角斗士一样用血腥引起别人的关注;在命运面前,他不存在。这种贱民与贱民之间的冲突,不是崇高和卑鄙、美与丑、人性与兽性之间的冲突,而是争夺一个席位,用来比较在命运和社会无比强大不可动摇的势力面前,谁更顺从,谁更猥琐,谁更有媚骨更像奴才。
    “冯化生只是另一个鼓王崔。”她说,“他们是同类信徒。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宗教信徒的区别在于他们的宗教的神即是世俗,崇拜的只是现存的秩序。他们的越轨行为只是在自我检验虔诚程度。因此,在终极意义上,维持数千年统治的,并不是统治者,而是被统治者。相反,破坏这种统治的总是统治者自己。”最后她评论说,“这就是丑恶之处。”
    这些观点,出现在依影的《流逝的鼓声》一书中。由于书中大量的传说故事,出版社曾建议她把它改写成一本民间故事集。她哭笑不得,她的断然拒绝使她损失了数万元钱,最后连我赠送的藏在箱底的项链也变卖了,才得以自费出版。这本书使她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民俗研究所的总结之中。
    在她陶醉于自己的文采时,我困守在宿舍里,思考我所面临的糟糕的境况,从而想到那个铜鼓所带来的诸多灾难。那时我们还没有得到《质园私语》手稿,不知道那个没留下名字的算命先生的可怕预言;但我们已知道马自沉的同样的预言,而且楚儿和她妈妈也曾两次提及,时间相隔二十年。这使我颇感兴趣。我对世事的兴趣不大,常漫不在乎,但对于灾难却是例外。我实在太爱灾难了。我搜集了大量关于灾难的记载和传说,常常沉湎其间废寝忘食,这是我的怪僻,如果一定要这样说的话。假如有一天报纸上竟没有关于灾难的报道,我就会坐立不安食不知味,好像穿着湿衣服似的。因此我知道许多稀奇古怪莫名其妙不知出处的灾难。比如1127年 7月,代州一名叫做胡不也的士兵在街上行走,遭到飞来横祸,被抓起来斩首,原因是顶发稍长,大小式样不同于金国发式,有汉化的嫌疑。这是清初“剃发令”的先声,金与清同是女真族。历史经常用这种方式遥相呼应。又如,始宁1671年旱灾的先兆,那场烧毁了神船的火灾发生的同一年,在另一个大陆,发生了一场更加触目惊心,与1860年圆明园之火(是不是也提一下阿房宫和公元64年罗马城大火呢)遥相辉映的大火灾,这是由一个名叫摩尔干的无赖带领的英、法、荷等国海盗组成的“布肯利尔斯集团”所干下的事情,烧毁了雄伟的巴拿马城。杀人放火是强盗和征服者的一惯作风。我最感兴趣的是那场著名的水灾,在东方,夏禹治水获得了成功,在西方,亚伯拉罕用方舟救灾。它给我两点启示:第一,历史上可能确实发生过全球性的水灾,也许与冰川之类有关;第二,泰古时候,面对灾变,东方精神是积极进取,西方则消极退守。它留给我的疑问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东西方面对世界的态度好像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西方人征服欲越来越强,东方人却逐渐退缩,虽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利天下”,但兼利天下者少,独善其身者多,达则忘了此语,穷则琅琅上口,终于欲求独善其身而不得。
    虽然我对任何事情往往是浅尝辄止用心不专,但若要我编一本诸如《灾难志》之类的工具书,那是易如翻掌。可是我不编,因为这会暴露我幸灾乐祸的心态,也会影响我对灾难的欣赏。我对铜鼓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源于此,连带产生对鼓王崔、冯化生的兴趣。楚儿说铜鼓会带来五次灾难,对这些灾难顺藤摸瓜的探究是一件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啊。
    对于灾难,我有许多深刻的认识,现在逐条公布以飨同好:
    一、灾难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如果没有灾难,这个世界就变得苍白无比不堪忍受。
    二、灾难中的人是非常值得品味的,只要灾难不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可以从道德、心理、习俗、审美各方面去鉴定、品评一个人。这不是我的发明,《世说新语》中已多次举例。
    三、灾难有的可以对付,有的只能相持,有的却必须忍受,这在历史上教训非常多,如果我们不学会分辨其性质,将会失去比灾难本身使我们失去的多得多的东西。比如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这句古训的道理即在此。泰山崩倒时,你若在安全地带你自不必变色,你若正在泰山顶上,变色也没用。所以赵匡胤在读书时有雷击塌旁边的殿柱,他却不动声色,因为雷已过去,他不必再张皇失措,假如他逃走,则失掉天子的威严,而且他能逃得比雷更快么?如果他逃到门口,下一个雷恰好击在门口呢?另外,像《庄子》中尾生抱柱等情人而遭灭顶之灾,这就大可不必,与里昂德游英吉利海峡一样,都是不懂趋避的傻瓜才做出来,你的爱情全世界最深最纯,你死了这爱情去哪了?
    四、虽然灾难时常发生,但在没有灾难时千万别制造灾难。我忘记了这一点,差点失去了依影。
    五、灾难迟早会降临,到时必须保持英雄本色;而在生活中必须忘记这一点,否则灾难的阴影会使你时刻处在杞人之忧的狼狈境地。
    六、必须明白,生命本身是一大灾难,其他灾难都是这一灾难的投影,因此你必须热爱灾难,在灾难中得到快乐。
    七、同时还必须这样认为:世界上并无灾难。所谓灾难,只是人内心恐惧的产物。
    八、“灾难”这个词是灾难的结果,有时是灾难的原因,所以不要经常说到灾难。当你不可避免要说这个词时,你却必须直接说出来。
    所以我对1671年始宁县的旱灾就如曾经亲历一般记忆犹新,时时萦怀。
    这年上半年阴雨连绵,到6月10日黄昏雨止转晴,从此没有下过雨。大约有一个多月时间,人们对大旱天气不以为意,直到7月初,曹娥江水日浅,两岸间距离越来越近,单季稻无法下种,这种种情况才使人们焦急起来。7月中旬,用水车一架接一架将江水引到田里,好容易种下了部分水稻田,但灌溉水的问题变得非常突出,秧苗就像秋天落下的松针一样枯黄,抢水偷水的风波层出不穷,流血事件不断发生。其中的一桩杀人致死的奇案流传至今,充满神秘色彩,唯一的解释是与鬼神有关。
    两个人因什么原因吵架的,吵得凶不凶都无关紧要。他们分别在曹娥江两岸,互相高声叫骂,其中一个挥动铁耙威胁说:“我一耙扎死你!”对方果然被扎中脑门,鲜血汩汩地从四个齿孔流出,仰天倒在地上死去。旁边亲眼目睹的人谁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六尺长的铁耙始终在主人手里,怎么可能扎死四十丈开外的人呢?  这一故事的传播者说,后来知县调查了这件事并将它弄个水落石出,其方法是筑坝拦住曹娥江水,将中间一段水用水车抽干,发现了清晰的脚印,从此岸一直到彼岸。可是如何处罚帮助凶手成为凶手的那个鬼神呢?这就不知道了,大概是归结到前世宿冤什么的,传说到此为止,真实情况是并无此事,它只是说明当时大旱使人都变得性情暴躁,一言不合则动手斗殴,一不小心就奇祸立至。他们看着日渐卷曲、发黄终于枯死的秧苗,那马钧发明的水车固然是杯水车薪,即使水车无限,人手也有限,在毒辣无比的太阳之下,车到水渠,水已消耗了一半,流到田里已不到四分之一,而水田都已皴裂,这点儿眼泪水般的水还不够填满半分田的裂缝。有人一怒之下,一把火将秧苗都烧成了灰。
    那时摇渡船、打鱼的人感到无比奢侈,他们看着沿岸排列的水车,纷纷叹息。秋天以后,撑竹排的人也已停止了工作,因为市场萧条,而且运河水也浅到无法通行竹排的程度。米价昂贵,涨至每斗两百六十文,因为米行老板看到单季稻颗粒无收,秋收并无半分指望,来年必然粮食紧缺。果然,第二年春末夏初,米价涨到了三百七八十文一斗,往年到一百五六十文,就有饿殍,这年更是饿殍遍野。1755年发生类似荒歉,一些寿星回忆小时候听父母讲述,感到一种残酷的轮回。再过四十年,米价又跃至每斗三百四十文,但这年鱼虾蔬果无一不贵,因此即使赤贫之家也尚能以经营这些小生意糊口。
    开始,近曹娥江的农田,得到了艰难的灌溉。这些田的主人和佃户一面庆幸一面担心被人明抢暗偷,所以夜间也睡在田边。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一场蝗灾紧接而来,遮天蔽日,人们还没来得及惊恐,蝗虫已经吃尽了所有的庄稼,很不满意地到处寻找看上去有点绿意的植物,连颜色相似的衣服也不放过。蝗虫灰黄的颜色消失以后,田野里只剩下泥土、石块和光秃秃的树干,《始宁县志》说:“四郊尽赤。”人们毫无表情地站在烈日之下,泪水已经晒干,他们能做的只有发出声声狼似的干嚎。
    在接着来到的日子里,人们成群结队地上山采集薇蕨,挖掘植物的块茎,下水摸螺、蚌、蟹、鱼,在野地里寻找蛙、蛇、鼠、虫,捕捉尚未逃离的鸟类,剥取树皮。凡是能吃的都吃完,不能吃的也吃了,他们流行着这句话:“宁可毒死,不可饿死。”第二年许多人因吃白垩土而胀死,另一些人饿死,还有一些则远离家乡乞讨,另谋生路,留下的幸存者多年以后还心有余悸,不断重复那句难以忘记的话:我们的食物成了蝗虫的食物,因此蝗虫成了我们的食物。时疫流行,只是一种可以忽略的灾祸和逃脱“饿死”的途径。
    至于“盗贼蜂起”这类现象已经司空见惯,主要是针对巨室富户。那些高高的围墙被凿得千疮百孔,有时一夜之间就发生四五次盗贼光临的事情,所雇的护院也常常逃走,因为他们实在对付不了遍地的盗贼。谢家的护院小李逵就是被一个武艺高强的独行大盗打死的。
    官府的免税之举实际上只是一种姿态,已没有意义,但毕竟也是一项仁政;赈米时却被山贼劫去,反使官府得到剿贼的沉重负担。在章镇,回龙寺的粥使人有一个目标明确的去处,虽然粥稀得捞不到饭粒,但毕竟有一点香气和泔水的美味。和尚们用半升米和上两担水煮粥,尽管如此也没能支持多久,最后住持道济和尚沐浴斋戒,在1672年5月5日立夏那天,自己跳进了烧着开水的大锅。还跟随着他而没有外出化缘的两个小和尚哇哇大哭,冲出去找人救师父,造成的后果是两个小和尚和道济一起被人吃了。也许这正是道济法师遗愿。
    是谁最先吃孩子的已无法考证,对此我也不想考证,因为如此惨绝人寰的事情本身已超出了“灾难”这两个字所能承载形容的范围,特别是作为父母,不得不与别人交换孩子用以果腹,心中的创痛已无以复加,如果他们最后幸存下来,只是将惨痛延长而已,现在也已死了三百年,用考查他们姓名的方法去打扰永无安宁的亡灵是一件极不厚道的事情。但这种易子而食的风气却迅速蔓延开来,1672年,也就是康熙十一年,难以计数的婴儿被这样结束了生命。现在,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我是无权指责那些父母的,但我总还有权悼念那些婴儿,我经常想起他们,他们无比匆忙地来人间一回,还不知道生死,就完成了生死。我所致的悼词其实没有词,因为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所以,冯大康的儿子失踪,虽发生在1671年下半年,但他确信最迟活不过第二年初夏。谁也不敢保证,即使儿子不失踪,会不会只是重复一次易子而食的惨事。
    可是在1671年端午节迎伍君之时,因为连绵阴雨刚刚结束,谁也没料到旱灾已经开始,人们面对终于露脸的太阳,无不感到心胸开朗空气清新,无不感到从雨天的围困中解脱出来的喜悦。即使最后发生了火灾,他们也没有警觉,只是惴惴不安地想到灾难可能会降临到某个人身上,却没想到灾难降临到了所有人身上。
    与这些相比,1672年的另一种损失就显得轻微得多,但是影响巨大。这年播种季节来到之时,倒也风调雨顺。但是人们已经没有种子可以播种了,就连最有远见的人也不会留下稻种。因此1672年依然是灾荒之年,种下的田寥寥无几。直到1673年,始宁人才陆续复苏,但种下秧苗的代价是使许多稻田属于别的县甚至别的省份的富户。以后数年,每到收获季节,就有大批船只顺江而来收租,直到始宁人可以赎回田地为止。也有的外乡人索性举家迁来,做了始宁人,因为他们在此拥有的土地已超过了家乡的财富。这些外乡人富有优越感,觉得自己是始宁的大恩人,直到他们变得非常孤立才有所收敛。时至今日,始宁还有一句骂人的话流传下来作为纪念:走来狗。
    回龙寺再也没有恢复旧观。有几个灾年云游外地的和尚回来,渐渐听说了道济和尚和两名小和尚之死的详情,就再也住不下去了。后来绍兴化鹿山的平阳寺住持道 和尚遣徒弟一尘重建,但也没有什么起色。相反,人们痛定思痛,觉得一切起因在于对曹娥娘娘的不敬,曹娥庙遂香火鼎盛,号称“江南第一庙”。
    对铜鼓会带来灾难之说我是信疑参半,而对铜鼓的出现使始宁发生如此奇荒则根本不信。这只是巧合而已。历史上有许多巧合,或者说历史本身即是巧合,因而研究巧合虽然有趣,但并无意义,比如蚩尤有七十二兄弟,黄帝与蚩尤七十二战,尧身高七十二寸、在位七十二年,姜太公七十二岁遇文王,孔子七十二高徒并周游七十二国、死于七十二岁,刘邦大腿上有七十二颗黑痣,书法结构有七十二法,黄山七十二峰,地煞星七十二颗等等这些数字的巧合有什么意义可言呢?
    我知道依影对铜鼓并不这样看,她觉得这个铜鼓来自苗族地区,很可能带有某种神秘的蛊术,但这种无法用现有知识解释的东西,除了敬而远之,还能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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