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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在天一阁看范钦的藏书
文锦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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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文锦书屋 发表于: 2019-01-11 1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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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一阁看范钦的藏书

  
  天一阁和范钦,对喜欢藏书的人来说并不是陌生的,甚至可以这么说,天一阁是藏书人向往的圣地,而其主人范钦则是藏书人十分敬佩的大家。我喜欢藏书,也敬佩那些为买书和藏书节衣缩食的藏书家,更喜欢去各地的书院和藏书阁看看,使自己开开眼界,丰富自己的藏书知识,提高自身的收藏水平。那年的一个初秋,我去宁波走亲访友,趁此机会,到天一阁走一走,了解数百年前范钦这位大藏书家的藏书情况,看看他那丰盛的藏品,享受一场精神大宴。

  天一阁位于浙江宁波市海曙区,迄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也是亚洲现有最古老的图书馆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天一阁建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至四十五年(1566年),是当时明朝兵部右侍郎范钦所建的私家藏书楼。范钦喜好读书和藏书,平生所藏各类图书典籍达7万余卷。到范钦80岁去世时,天一阁已藏书7万多卷。其中以明代地方志和登科录最为稀珍。尽管范钦为了保护藏书而订立了严格的族规,世代的子孙严格遵循“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遗教,但终因年代过于久远,藏书还是有很多的失散。及至四十年代藏书只存1.3万多卷,仅及原藏书的五分之一左右。天一阁现在的图书陈列,按照时代分四个部分,分别是”明代藏书楼“、”清代藏书楼“、”民国时期藏书楼“、”新建纪念性藏书楼“。

  现在的天一阁,己经演变成博物馆了。这是一个以藏书文化为特色,融社会历史、艺术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天一阁博物馆环境幽雅,园林精美、建筑古朴,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除了藏书丰富,天一阁在防火、通风、防潮方面也独具特色。藏书阁明为二层,实为三层,其中的暗层为藏书库,光线幽暗,阳光不能直射入室内,这点充分体现了设计者的藏书构想。楼下共分六间,以应"地六分成"之义。此外,西偏间,东偏一进,直迈墙壁,不储藏书籍,以免外面的潮气侵袭,二来透风。后列的中橱之中,又有二小柜,再西一间排列这十二个中橱,橱柜之下各放置有英石一块,以达到吸湿的作用。同时,采用各种防蛀、驱虫措施保护书籍。

  天一阁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知识宝库,其藏品涉及到天文、地学、理工、医药、农业、水利、印刷术、陶瓷器、古迹建筑、手工业、港口史、边界划定、民族发展、农民起义、地方文化、政治制度、科举沿革、人物传记等自然科学及人文科学。我在天一阁逗留了半天时间,虽然只看到极少量的范钦藏书,但对他的藏书壮举钦佩不已。范钦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最有成就的藏书家之一,范钦所收藏图书以方志、政书、科举录、诗文集为特色。由于一度位高权重,范钦的一部分藏书为官署的内部资料,这也是普通藏书家难以获得的。在他解职归田后,便建造藏书楼来保管这些藏书。范钦最早的藏书楼名为“东明草堂”。辞官归家之后,随着藏书的增多,亟需兴建新的藏书楼。

  范钦根据郑玄所著《易经注》中的“天一生水……地六承之”之语,因为火是藏书楼最大的祸患,而“天一生水”,可以以水克火, 所以取名“天一阁”。将新藏书楼命名为“天一阁”,并在建筑格局中采纳“天一地六”的格局,楼外筑水池以防火,“以水制火”。书阁是硬山顶重楼式,面阔、进深各有六间,前后有长廊相互沟通。楼前有“天一池”,引水入池,蓄水以防火。康熙四年(1665年),范钦的曾孙范光文又绕池叠砌假山、修亭建桥、种花植草。楼上一大间,楼下成六间,并名为天一阁。园林以“福、禄、寿”作总体造型,用山石堆成九狮一象等景点。风物清丽,格调高雅,使整个的楼阁及其周围呈现出别具一格的江南私家园林风貌。范钦建筑了天一阁,他对自己的杰作是十分满意的。当时阁内储有藏书七万多卷,多数系宋明的木刻本和手抄本,有的是稀有珍本和孤本,在当时文士学子中颇有影响。范钦也常常邀集当地的名士到天一阁饮酒谈诗。他在《上元诸彦集天一阁即事》诗中写道:“阗城花月拥笙歌,仙客何当结轸过。吟倚鳌峰夸白雪,笑看星驾度银河。苑风应即舒梅柳,径雾含香散绮罗。接席呼卢堪一醉,何来心赏屡蹉跎。”

  范钦曾任兵部右侍郎,虽然是一个官吏,他却是一个有着文化良知和健全人格的人,他曾经顶撞过拥有巨大权势的皇亲国戚,为此他遭受到了丈打的重刑,还曾进过监狱,但他没有丝毫的畏惧,刚正不阿,始终毫不顾惜地坚持自己的信念,他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是一个真正称职的藏书家所具有的超越常人的坚定与无畏,是一种对正义的坚守与捍卫,更是一种对自身信仰的矢志不渝。范钦他生平好学,性喜藏书,为搜集图书,遍访藏书名家和各地坊肆。他每到一地,都特别留心搜访当地的文献。与其他偏重於版本的藏书家不同的是,范钦重视当代人的著作,故其藏书以明刻本为主,尤其是明代地方志、明代政书、明代实录、明代诗文集特别多,颇有些"厚今薄古"之意。如《军令》、《营规》、《大阅览》、《国子监监规》、《武定侯郭勋招供》等官书,属当时的"内部资料",一般藏书家即便有意收藏,也决非轻易可以觅得。 范钦平生还喜欢收集古代典籍,后又得到鄞县李氏万卷楼的残存藏书,存书达到了七万多卷,其中以地方志和登科录最为珍稀。范钦收藏日富,范钦同邑另有位藏书家丰坊,范钦与之交往甚善,并常去丰坊的万卷楼借阅抄录。后万卷楼不幸遭受火灾,丰家无意续藏,劫余之书多让归范钦。范钦临终前,把家产分为两份,一份是"天一阁"及其藏书;一份是一万两银子,让两个儿子挑选。长子范大冲挑选了"天一阁"及藏书,并遵照父亲"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遗训,立有许多规矩。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下诏开始修撰《四库全书》,范钦的八世孙范懋柱进献所藏之书638种,于是乾隆皇帝敕命测绘天一阁的房屋、书橱的款式,兴造了著名的“南北七阁”,用来收藏所撰修的七套《四库全书》,天一阁也从此名闻全国。

  范钦超越前人的藏书思想,具有高度的事业性、科学性、预见性和可行性,在历代藏书家中是极为少见的。他不像历代多数藏书家那样醉心于珍本秘籍,却钟情于当代的文献资料,包括明朝的实录、邸抄、揭贴、招供、地方志、进士登科录、名人传记及诗文集等,其中许多是一般藏书家不屑一顾的所谓“时人之集”、“三式之书”、“下邑陋志”,而范钦却不遗余力,尽心搜集,每有所得,如获至宝。为此,藏书独具特色,他的藏品即使是国内各大图书馆也难以见到。比较有特色的有两大类:一是明嘉靖年间刻印的全国各地方志二百七十四种;二是明朝乡试、会试登科录四百十一册。这些古籍都是研究古代尤其是明朝历史、胜地、人物,风俗以及各地气象、水文、地质、矿产等宝贵资料。范氏原藏中,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占了特殊重要的地位,这也是与范钦所坚持的“人弃我取”的方针是分不开的地方志是一种记载翔实包罗万象的“地方性百科全书”,其中许多史实是正史中无法查到的,尤其是那些统治阶级鞭长莫及的偏乡僻壤,所编的方志更能反映一个地方的历史。现存的明代地方志中,纂于明嘉靖年间的约占总数百分之七十,这与范钦所处的时代有极大关系。其间有少数明代棉纸抄本,如嘉靖《翁源县志》卷末题记记载,此志由纂修《广东通志》的需要而纂辑,当时尚未刊行,仅“一样二本,一本附学立案,一本附县立案”,这样罕见的底本,亦被范钦搜觅到了。此外,还有陕西、贵州、云南、广西等边远地区的一些地方志,除天一阁收藏外,别处无迹可觅。例如北京大学历史系从弘治《赵州志》中,发现了有关石桥建筑的资料;河南省水利局在嘉靖《太康县志》等十六部方志中,辑录了四百多条历史上的旱涝记录;著名古琴学专家查阜西先生为了访求古代琴史、琴谱,曾带领一批中青年古琴工作者遍游全国,结果在天一阁发现了两部从未见过的明刻古琴谱:《浙音释字琴谱》和《三教同声》;同东中医学院从《玉机微义》、《明医杂著》等明刻医书中采集了有关古代中医学资料。

  天一阁原藏中亦不乏其它方面的珍版善本,如至正刻本《古乐府》十卷,元左克明编,卷一左下方有“四明东明子参校”题记,正文有范钦朱墨批校和抄补。其中现在流传的《焦中卿诗》无“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两句;“新妇初来时,小姑如我长”句下,无“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逐”两句;“寡妇赴彷徨”句,“赴”不作“起”;是书乃左氏原本未经后人窜改者。此外,还有不少名贵的手抄本,如明代正德年间吴氏撰辑的大型类书《三才广志》手抄本,据说从未刻印过,至今也没有发现第二部手抄本,被誉为“稀世之珍”。

  除藏书外,范钦还收藏了许多很价值的碑贴,其中有北宋拓本《石鼓文》和《秦封泰山碑》,汉《西岳华山庙碑》,明《万卷楼贴》和《义瑞堂贴》等,是研究我国明及明代以前书法篆刻艺术的宝贵资料。可惜在清中期以后,这些珍贵的碑贴绝大部分已散佚。天一阁所刻的书,经范钦亲自校订并流传至今的有《范氏奇书》,计二十种。至今阁中尚存明刻版片数百块,是研究我国明代雕版印刷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范钦不但是一个大藏书家,也是一个文学家。他不仅深谙文韬武略,而文采亦不输当时文人。他的诗歌乐府,人称有汉魏之风,且颇具处世哲理,例如《有车篇》日:“有车不畏太行山,有舟且上翟唐滩,何况人心险恶不可测,戈矛只在谈笑间。昔为猛虎步,今为羝羊藩,使我不得舒心颜,击我缶酣,且歌嵯嵯、戈矛将奈。范钦丰盛的藏品,也为其创作文学作品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古时,衡量一个人的学问多寡的标准,一是要看资质的贤愚,二是要看读到书的多少,历史上的大学问家,很多都有着读过大量藏书的经历。范钦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范钦著述有《天一阁集》、《四明范氏书目》、《烟霞小说》、《抚掌录》、《奏议》、《草朝遗忠录》、《明文臣爵谥》、《古今谚》等。清代藏书家张金吾就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人有愚智贤不肖之异,学不学之所致也。然欲致力于学者,必先读书,欲读书者,必先藏书,藏书者诵读之资,而学问之本也。”藏书对于做学问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古人藏书,还有着增长学问等实际功用。根据我的实际经验,古代人是这样,现代人也是这样的。

  藏书是为了使更多的人有机会阅读先贤的著作,传承历史,传承文化。读书使人增长知识,更能使人懂得做人的道理,所谓“学可济人,学可正人”。藏书是一件很辛苦的事,要花费很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藏书家遇到的真正麻烦大多是在身后,因此,范钦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自己的意志力变成一种不可动摇的家族遗传。范钦为了保护藏书而订立了严格的族规,世代的子孙严格遵循“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遗教。范氏家族规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开阁门必得各房一致同意。阁门的钥匙和书橱的钥匙由各房分别掌管,组成一环也不可缺少的连环,如果有一房不到是无法接触到任何藏书的。这个族规还明确了处罚规则,即: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行摈逐,不得与祭。如此严格的族规,使天一阁藏书楼成为许多范氏后代一个宗教式的朝拜对象,只知要诚惶诚恐地维护和保存,却不知是为什么。

  范钦这位大藏书家,秉承着传统的“以独得为可矜,以公诸世为失策。”藏书思想,将藏书束之高阁。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数以万卷的藏品,被人阅读和研究的还不多。天一阁的藏书还有待于整理,但在文化沟通便捷的现代,它的主要意义已不是以书籍的实际内容给社会以知识,而是作为一种古典文化事业的象征存在着。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天一阁藏书的历史,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保存和流传的艰辛历程,联想到一个古老民族对于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怆和神圣。尽管如此,中华的藏书文化,应当在我们手中能得以保存,并传承下去。余秋雨先生说得好,“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

  从天一阁走出来之后,我的心情既兴奋又略显沉重,一方面,我为天一阁几百年来能够保存数以万卷的珍贵书籍和文献资料,坚守中华文化阵地而高兴,另一方面,又为那些流失的珍贵文献而痛心疾首,尽管当时也是出于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不过,最让我欣慰的是,通过天一阁,这个数百年前古人智慧的结晶,折射出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化。我被范钦老先生的书痴精神所折服,敬佩他的伟大举措。也为我们国家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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